長江無魚之困:再不保護“四大家魚”基因庫,中國人將無魚可吃

2019-12-11 17:04 | 達峰網
  (湖北石首市天鵝洲自然保護區內,飼養員給長江江豚喂食物。圖/視覺中國)
  拯救長江魚
 
  本刊記者/楊智杰
 
  發于2019.12.9總第927期《中國新聞周刊》
 
  1040頭江豚。
 
  2012年,中科院水生所鯨類保護生物學科組副研究員郝玉江看到長江江豚種群數量時,心里一驚。長江江豚是中國特有的珍稀鯨類物種,僅分布在長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陽湖,被稱為長江生態“活化石”。
 
  1040這個數字令研究者們震驚,這意味著保護江豚的速度似乎趕不上種群下降的速度。2006年,國際聯合考察隊考察到的江豚數量還有1800頭左右。食物匱乏,是影響江豚生存的主要原因,以魚為食的長江頂層生物鏈,最先感知長江無魚之困。
 
  在2018年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長江里快沒魚了,這個結論讓很多人感到意外。但其實,長江苦無魚久矣。長江漁業的天然捕撈量從1954年的42.7萬噸,下降到了如今不足10萬噸,僅占全國淡水水產品的0.15%,對中國人“餐桌”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學者們千呼萬喚之后,“長江禁漁十年”政策終于落地,但保護長江魚,仍然任重道遠。
 
  “基因庫”告急
 
  五十多歲的詹興旺,家里世代都是鄱陽湖上的漁民。和周圍人一樣,他不會講普通話,長期在船上風吹日曬,長相黑瘦,有些顯老。
 
  他對鄱陽湖最美好的一段記憶,還停留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跟著父母打魚,隨便一撒網,就能捕到單條三四十斤的魚,甚至曾打上過100多斤的魚,比人還高。但這些年,他眼看著湖里的魚個頭越來越小,最大的也就一二十斤。
 
  魚的數量也少了。一張長50米的絲網,過去年歲好的旺季,能一次打上來四五百斤魚,而現在最多只有四五斤,相差了100倍。
 
  品種也在減少,很多魚再也難覓蹤跡。從前,他總能看到江豚探出湖面呼吸,但現在極少看到江豚。中華鱘、鰣魚、鳤魚、鯮魚等,更是多年不曾捕獲。
 
  不僅是鄱陽湖,整個長江流域的漁業資源驟減,已是不爭的事實。農業農村部長江流域漁政監督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長江辦”)給《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資料顯示:作為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河流之一,長江分布有4300多種水生生物,魚類有424種,其中170多種是長江特有。
 
  青、草、鰱、鳙“四大家魚”曾是長江里最多的經濟魚類,但如今的繁殖數量卻越來越少,已經不足上世紀60年代的10%。野生種群數的減少,會帶來長遠的隱患。現在全國淡水產品中,93.78%是靠淡水養殖,這些養殖魚類中一半以上是人們常吃的四大家魚。
 
  “魚類的基因在人工飼養過程中是不斷退化的。”著名魚類生物學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是最早提議“禁漁十年”的學者,他解釋,魚類在人工養殖時,必須不斷補充野生的魚卵資源進行繁殖飼養,而長江魚是四大家魚不可或缺的基因庫,“如果不保護好魚類基因庫,將來我們就真的會面臨無魚可吃的局面,那是多么可悲又可怕的事情。”
 
  而面臨“無魚可吃”的,不僅僅是人類,還有長江里的珍稀水生生物。中科院水生所鯨類保護生物學科組副研究員郝玉江研究發現,上世紀90年代前后,長江江豚自然種群開始呈現加速衰退趨勢。通過對收集到的死亡江豚信息構建了種群動態生命表,他們發現自然江豚種群參數發生了顯著變化,具體表現是:在1993年以后,長江江豚種群的世代周期變短,新出生的江豚中,雄性后代比例增多。
 
  “我們推測,這可能與過度捕撈以及環境惡化造成的漁業資源嚴重衰退有關。”郝玉江嘗試用“生態陷阱”假說來解釋這一現象。在沒有人類過度干預的情況下,長江江豚種群動態與餌料魚資源之間會保持一個動態平衡關系。然而,由于人類活動的過度干預(過度捕撈、環境惡化等),長江漁業資源嚴重衰退成為一個總趨勢,給長江江豚種群持續傳遞漁業資源減少的信號,因此江豚種群則持續偏向于產生更多的雄性后代,由此造成了其種群的快速衰退。
 
  2012年,江豚數量下降速度從6.5%上升至13.7%。如果按照這個速度推算,最快15年后長江干流可能再無江豚。郝玉江記得,這一結果使相關主管部門受到極大震動,也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長江江豚以及長江生態的保護問題也很快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除了江豚,長江的其他珍稀特有物種資源也在全面衰退。長江辦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白鱘、長江鱘多年未見,白鱀豚在2007年被宣布功能性滅絕,中華鱘數量銳減,野生河鲀數量極少,刀魚的價格一度被炒至8000多元一斤的天價。長江上游有79種魚類為受威脅物種,居國內各大河流之首。
 
  長江水生生物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為何要十年?
 
  長江魚越來越少,但漁民的辦法卻越來越多。
 
  曹文宣曾長期在長江流域調研,他最無法容忍的,是在長江沿岸盛行的電網捕魚和“迷魂陣”。從上世紀80年代起,電網捕魚在長江沿岸的漁民中盛行。曹文宣回憶,當時漢江、湘江上,幾乎每家的船上都放有電網設備,另一頭電線連著漁網,所到之處,大魚小魚都被打死。
 
  “電捕魚要堅決取締。”曹文宣希望,國家能夠像禁止氣槍、獵槍一樣取締電捕工具,才有可能真正實現保護水生生物的目的。
 
  “迷魂陣”是另一種非法捕魚方式。漁民將長長的漁網布在水下,漁網網眼極小,2厘米長的小魚小蝦都不能幸免。魚一旦入網受到阻攔,沿網亂竄,碰到預設的網兜便鉆了進去,無法脫身,無論大小,均被一網打盡。
 
  2004年7月,曹文宣的學生們在洞庭湖考察,看到湖面布滿竹竿架起的“迷魂陣”。學生們注意到,大部分漁船上的草魚、鰱魚、鯉魚清一色個頭很小,都是10厘米左右的幼魚。他們測量發現,在洞庭湖的一艘漁船上,捕獲草魚的長度在4.5厘米~15.7厘米之間,部分草魚僅僅出生在兩個月前。
 
  按照當年的統計,湖南省岳陽市管轄的東洞庭湖共有3000多個密眼“迷魂陣”,每天的漁獲物10.5萬公斤,其中經濟魚類的幼魚有6.45萬公斤,超過一半。曹文宣看到學生拍下的令人觸目驚心的照片,難掩憤怒。他感慨,這些幼魚太小,一般只能作為飼料原料低價售出。
 
  曹文宣理解漁民的苦衷,但在他看來,“迷魂陣”、電捕魚這些竭澤而漁的方式,對長江漁業資源有著巨大的破壞作用。除了經濟魚類,中華鱘、江豚等珍稀魚類也難逃被電死的命運。
 
  詹興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長江里的魚越來越少,但漁民卻在增多,不用網眼更密的漁網或電捕,很難打上魚,更難養活一船老小。因此,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炸魚、毒魚、電魚等破壞漁業資源方法進行捕撈,在禁漁期使用電捕甚至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但電捕、“迷魂陣”等方式至今仍然屢禁不止。
 
  (2019年11月中旬,江西省都昌縣鄱陽湖邊,捕魚的人減少,仍有一些漁民在捕蝦。攝影/本刊記者楊智杰)
 
  面對漁業資源嚴重衰退的趨勢,從2002年起,原農業部在長江流域試點實施長江禁漁期制度。葛洲壩以上水域每年2月1日~4月30日、葛洲壩以下水域每年4月1日~6月30日,禁止所有捕撈作業。
 
  專家認為,在春季魚類產卵的季節實行禁漁,是一項最直接的養護魚類資源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魚類的繁殖。2016年,農業部調整長江禁漁期制度,擴大禁漁范圍,統一和延長了禁漁時間,禁漁期為每年3月1日至6月30日。
 
  但短暫的休養生息之后,過度甚至非法捕撈卷土重來,春季禁漁的初衷難以實現。因此,從2006年起,曹文宣開始呼吁長江流域全面禁捕十年。以四大家魚為代表,長江主要經濟魚類性成熟的時間是3~4年,10年禁漁,將有2~3個世代繁衍。“加上控制捕撈,特別是電捕,可能會恢復長江的漁業資源,至少能持續提升產卵量。”曹文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任文偉是世界自然基金會(以下簡稱WWF)中國淡水項目主任。在他看來,其實魚的產卵量很大,繁殖能力很強,如果能給它們一個喘息和休養生息的機會,魚類的種群數量應該是可以恢復的。
 
  “另外,從某種意義來說,現在在野外天然水域每捕獲一條魚,都是珍貴的基因資源。”任文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十年禁捕能有效保護長江水生生物的基因資源。
 
  在學者們看來,除了為魚,十年禁捕也是為了漁民。
 
  曹文宣至今還保存著2007年他看到的一篇報道,翻看次數很多,他能脫口而出其中總結漁民的句子:“一船文盲、一船血吸蟲患者、一船超生戶、一船貧困戶。”這些漁民常常一家七八口住在船上,條件艱苦。洞庭湖污染嚴重,漁業資源日漸枯竭,漁民捕魚早就入不敷出。這讓曹文宣更堅定地呼吁十年禁捕,讓漁民上岸。
 
  任文偉在考察時見過很多職業漁民。他們經濟拮據,過著窮苦的日子,所以不愿讓下一代再靠打魚為生。“從扶貧角度,結合十年禁捕,幫助他們尋找替代生計,這也是一種精準脫貧的方式。”任文偉說。
 
  十年禁捕會影響到人們吃魚嗎?長江辦主任馬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長江目前的捕撈量不足10萬噸,僅占全國淡水水產品的0.15%。禁漁不會影響民生,但是對漁業資源恢復有很大的好處。
 
  禁捕后的誘惑
 
  禁漁十年,不是一個容易做的決定,決心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從2006年最早提出“禁漁十年”的提議,到2019年初轉變為中央部委的政策決定,前后歷經13年。
 
  曹文宣理解其中的難處,但始終堅持不懈。除了他本人,中科院水生所多位專家都積極呼吁長江全面禁漁十年。原中科院水生所所長趙進東院士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十年間,也多次提交相關提案。
 
  江豚保護的形勢變化,是一個催化劑,也像是個訊號。
 
  過去,郝玉江所在的鯨類保護學科組曾一直呼吁加強江豚的保護力度,但是回應的聲音和力度都很小。“因為諸如航運、漁業活動、污染、水利工程建設等這些對江豚生存的威脅因素,都與國家或地方經濟發展以及漁民生活密切相關。很長一段時期,這似乎是難以調和的矛盾。”郝玉江說,但是在十八大以后,特別是在國家提出“長江大保護”理念后,長江經濟帶的發展觀發生了明顯變化,“長江生態環境呈現向好發展,我們似乎看到了希望”。
 
  郝玉江感受到,過去五到十年間,無論政府還是社會,對江豚的保護力度都在增加,“感覺是逐漸的,又是突然的過程”。
 
  保護長江、修復長江生態的基調,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指出,要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2017年1月,赤水河流域率先啟動全面禁漁十年,覆蓋了長江上游珍稀魚類棲息和繁殖的重要區域,也是長江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主要目標是:2020年,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實現常年禁捕;2035年,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明顯改善,水生生物棲息地生境得到全面保護,水生生物資源顯著增長,水域生態功能有效恢復。
 
  2019年初,農業農村部等三部委聯合發布了《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和建立補償制度實施方案》。《方案》明確,從2020年開始,長江將全面進入10年休養生息期。
 
  呼吁十余年后,長江禁捕迎來了實質性進展。但十年禁捕的政策落地,并非易事。
 
  長江是世界第三長河,全長6300多公里,流經1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長江流域涉及長江經濟帶,沿岸人口密度大,疊加產業活動,人類活動高度密集,這是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任文偉說。
 
  長江禁捕涉及11萬條漁船,近28萬漁民。長江辦主任馬毅坦承,這么大的江面,過幾年漁業資源一旦恢復增長,對退捕漁民的利益誘惑更大,管理難度非常大。
 
  這在此前四個月的春季禁漁期,有過不少前車之鑒。剛實行春季禁漁時,夏德軍很頭疼,他是安徽省馬鞍山市漁政執法大隊副大隊長。漁民都有僥幸心理,常常在半夜開船偷捕,電捕捕得很快,只用一兩個小時。執法人員在岸上辦公,接到舉報后,要接上舉報人,再開船去執法地。等他們到了現場,只剩下漆黑、安靜的水面,偷捕漁民早已沒了蹤影。
 
  即使撞見了偷捕現場,漁民會開足馬力逃跑,而執法船普遍太老舊,追不上違法船。夜里執法,有時候會出現漁民暴力抗法的情況,也很難保證執法和被執法人員的安全。
 
  長江辦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基層執法存在眾多難題:長江江河湖泊眾多,湖泊面積廣,江河岸線長,基層特別是縣級漁政執法人員少,隊伍結構老齡化,漁政基礎設施裝備不足。春季禁漁實施了17年,從法律到政府明令禁止各種有害漁具,非法捕魚仍然屢禁不止。一方面,取證難、執法難度大;另外,基層執法也存在“有案不送”“以罰代刑”的問題。
 
  “法律的漏洞是漁政執法存在的最大現實問題,非法捕撈違法成本低,所以屢禁不止。”長江辦表示。
 
  而十年禁漁,難上加難。“十年禁漁和以前的春季禁漁相比,在執法難度上不是一個級別。一缺人,二缺錢,但最核心的還是缺人。”夏德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說,很多縣級漁政執法部門只有幾個人,全天加班,沒有加班費,甚至盒飯錢都要自己掏。
 
  馬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長江十年禁捕之后,長江辦也會推動各級政府加強漁政執法的投入和隊伍建設,增加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無人機、視頻監控等技術手段,推動集約化管理。同時,他們也在打造跨部門長江水上聯合執法平臺,在交叉水域、重點時段重點打擊。
 
  在馬毅看來,推進長江十年禁捕,機遇和挑戰并存。“機遇是,十八大以后,對生態文明建設,從頂層設計到落實力度、推進深度都是空前的,各部委都很支持。但挑戰也很大,很多問題我們從來沒有嘗試過,比如水生生物監測,以前是利用漁民捕撈的漁獲物,如今要在技術和管理上創新,在生態修復上創新。”馬毅說。
 
  豈止禁捕
 
  人類活動對長江河道和自然岸線的開發力度之大,曾讓任文偉觸目驚心。
 
  任文偉曾和團隊去長江上游考察,一路上看到大大小小的水電開發,有的水電站是通過環評合規建設的,有的是地方私自開發。水電站周圍植被破壞嚴重,山體突兀地暴露在外。他也曾在長江中游的洞庭湖看到,噸位極大的挖砂船一排一排停在湖面。今年上半年,他和團隊一路乘船到長江下游,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碼頭、港口、工廠,自然岸線越來越少。
 
  早在2007年,在上海舉辦了第一屆長江生物資源養護論壇。當時業內就已經達成共識,影響長江漁業資源的根本原因不是過度捕撈,這只是原因之一。攔河筑壩、水域污染、過度捕撈、航道整治、挖沙采石、灘涂圍墾等高強度的人類活動,都在破壞著長江魚類的生存環境。
 
  “治理長江病,我們農業部的職責是先干,是先手棋。期望僅通過十年禁捕,就能讓長江的生態恢復,這不可能,也不客觀。”馬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多因一果,我們只能去掉一個因。”
 
  過去數十年,長江中下游絕大多數湖泊失去與長江的自然聯系,加上不合理地圍墾,使支撐長江魚類的有效湖泊面積減少了76%。
 
  水利工程是影響水生生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人工因素。長江辦給《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長江流域水壩已經超過52000座,僅上游干流和主要支流規劃的大型電站就有127座,水域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截至2017年底,長江沿線10省市已建成小水電2.41萬座,333條河流不同程度斷流,斷流河段總長1017公里。
 
  水電站的建設,不僅阻斷了魚類游回產卵場的路,也改變了長江的水文和水溫條件,導致魚類產卵量大大降低。任文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可否認,水電站對長江沿岸的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正面作用,但是如何從流域整體來考量:一條河流到底要建多少水電站?在哪里建以及如何建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對環境的影響?目前的研究和重視還遠遠不夠。
 
  水污染也是威脅水生生物的重要因素。2017年,長江流域工業廢污水排放總量超過300億噸,接近或相當于黃河枯水年份的水量。任文偉介紹,水污染造成的直接危害是,“水生生物死亡,或抵抗力降低,疾病增多”。
 
  (工業廢污水的排放給水生生物帶來巨大威脅。圖/視覺中國)
 
  “更大的因素是氣候變化,由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會疊加在棲息地喪失和水污染等因素上,加劇水生生物的生存困境。”任文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任文偉看來,上述的每一個問題都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課題,在單純禁漁之外,還需要政府和社會進行綜合科學研究,拿出系統解決方案。
 
  除了禁漁,開展人工投放魚苗等增殖放流的措施,也是拯救長江水生生物的手段之一。中華絨螯蟹資源曾經接近枯竭,2003年的捕撈量只有0.5噸。農業農村部在長江口連續多年開展繁育親體放流和產卵場生態修復后,如今長江口蟹苗已經恢復到了60噸左右的歷史最好水平。
 
  但是人工投放魚苗并非萬全之策。在曹文宣看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他曾注意到,往往是剛放流,過段時間這些魚就被漁民捕撈上來出現在了市場上,花了不少冤枉錢。他以湖北省舉例,2010年,湖北省增殖放流了5.7億尾魚苗,投資上億元,但2011年的產量卻比2010年減少了5.76%。
 
  長江辦資源環境保護處副處長婁巍立對《中國新聞周刊》強調,增殖放流只是水生生物資源恢復的一種手段,在特定的區域,比如人類活動少的地方會有明顯的作用。此外,增殖放流必須結合禁漁制度、打擊非法捕撈、實施生態修復工程等一系列保護措施。
 
  今年7月1日,馬鞍山提前完成了當地退捕工作,實現了長江干流及重要水域常年禁捕。最近,夏德軍每一次巡查江面,都能看到江豚探出水面呼吸,這在以前很少看到,“因為江豚吃魚,江豚變多,說明禁漁有了效果”。
 
  (11月26日,隨著最后一批打漁船的拆解,重慶主城區最后一批漁民也上岸退捕轉產,開始了新的生活。圖/視覺中國)
 
  郝玉江也看到了希望。2017年長江江豚生態科學考察顯示,現存長江江豚數量為1012頭,雖然數字上相較于5年前有所減少,但是從統計學上看,江豚的種群沒有明顯下降,這說明江豚快速下降的趨勢得到了緩解,過去這些年所采取的保護措施開始發揮了作用。
 
  但是郝玉江補充說:“長江江豚種群生存的威脅因素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保護工作依然任重道遠。”
 
  在長江大保護的背景下,十年禁捕只是一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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